走出具有广西特色的扶贫之路
我区引领带动群众发展特色生态农业,实现农业增效、农民增收、农村增绿。周肖群 摄
我区探索和创造出的电商精准扶贫的“空店模式”、都安“贷牛还牛”扶贫产业发展模式、田东县“农金村办”金融扶贫模式、“第一书记”扶贫产业园等产业发展模式,都是在实践中探索和总结出来的可复制、可推广的先进经验。
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,我区始终坚持精准扶贫、精准脱贫基本方略,围绕“扶持谁、谁来扶、怎么扶、如何退”问题,精准施策,稳扎稳打,跑出贫困治理 “加速度”,探索出一条具有广西特色的扶贫之路。
注重党建引领,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力是关键
我区加强党建引领,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,打通脱贫攻坚战的“痛点”和“堵点”,构筑起脱贫攻坚的“桥头堡”。
结合村情户情对症下药,党员示范带头,帮助贫困户选好产业、选准项目,切实解决制约贫困户脱贫致富的症结问题。按照党员带头的原则,通过探索“党支部+合作社+群众+产业”等产业发展模式,立体式、多元化推进特色农业产业发展,有效提高贫困群众收入。发挥“党旗领航·先锋促脱贫”引领作用,成立农产品专业合作社党支部,引领带动群众发展特色生态农业,实现农业增效、农民增收、农村增绿。在脱贫攻坚工作中,通过精准选育党员能人、强化指导帮带等措施,着力推进基层党组织晋位升级,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,带领群众发展产业助农增收。
积极探索党建引领促脱贫的路径,将基层党建与精准扶贫工作深入对接融合,以党建引领扶贫、以扶贫促进党建。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持续推行“一带二帮三·先锋促脱贫”党员带富工程,组织引导1名有帮带能力的农村党员,带动2户贫困党员和帮扶3户贫困群众,形成了党建促脱贫的喜人局面。融安县打造“服务型党组织”,为党员设岗定责,组建“产业政策宣传队”“助农销售服务队”“物资采购服务队”等党员服务队,分片包区为群众解决疫情影响产业生产不正常、农产品销售难、外出务工受阻等问题,防止贫困群众因“疫”返贫。
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,将党的建设贯穿易地搬迁全过程,兑现如期完成搬迁的“军令状”。在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治理中,我区制定《关于加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基层组织建设的指导意见》,对集中安置点引入社区建设和管理,指导建立安置点党组织和自治组织,完善安置点工会、妇联等群团组织建设。河池市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创新推行易地扶贫搬迁“六联一带”(党建联抓、自治联管、产业联扶、就业联创、文化联办、服务联动,全力带动搬迁群众安居乐业)新型社区创建模式,着力破解了易地扶贫搬迁新区(社区)治理的突出难题。
尊重群众主体地位,激发内生动力是根本
扶贫先扶志,扶贫必扶智。贫困群众既是扶贫脱贫的对象,也是扶贫脱贫的主体,必须充分尊重贫困群众在脱贫攻坚工作中的主体地位。充分相信和依靠群众,尊重地区差异和民族文化,在帮助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同时,更要引导贫困群众自力更生,以主人翁的姿态自觉改变贫困面貌。
“智志双扶”贯穿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全过程。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下发《关于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促进脱贫摘帽工作的指导意见》,指导各地区把“扶智、扶志、扶德、扶勤”教育贯穿脱贫攻坚全过程,引导贫困群众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。我区创新粤桂两省区扶贫协作模式开展“扶智、扶志”,成为全国东西扶贫协作的典范。2015年以来,广西以国家级贫困县上林作为试点,依托广东省佛山市九江河清培训基地,实施“两培两带两促”(培育创业致富带头人和扶贫特色产业、带动贫困户和贫困村增收脱贫、促进本土人才回归和贫困村基层党建)行动,大力培育贫困村创业致富带头人。
群众参与激发了“我要脱贫”的内生动力。全区各地注重提高群众参与度,在贫困对象确认、脱贫项目选择、脱贫计划制定和具体搬迁安置点确定等方面,支持贫困群众积极参与,与贫困群众进行充分沟通协商。选派贫困户作为村级重点项目的监督组成员,全程监督项目建设。尊重贫困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,鼓励贫困群众与村“两委”签订脱贫承诺书,明确脱贫责任。对年度脱贫摘帽村颁发“脱贫光荣、全面小康”的脱贫摘帽牌匾,对年度脱贫摘帽户颁发脱贫荣誉证书,充分激发贫困群众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和进取心。
因地制宜精准施策,解决突出问题是重点
我区根据资源禀赋条件、发展阶段、致贫原因、帮扶需求等差异,找准“穷根”,因地制宜、因贫施策,在中央提出的“五个一批”工程基础上,创新提出了符合广西实际的“八个一批”(扶持生产、转移就业、移民搬迁、生态补偿、教育扶智、医疗救助、低保兜底、边贸扶助各脱贫一批)的脱贫攻坚路径,精准解决脱贫攻坚存在的突出问题。
扶持生产发展一批,找准路子发展生态特色产业是广西脱贫攻坚的重要举措。为确保扶贫扶到根上,我区按照“核心是精准、关键在落实、确保可持续”的要求,因村因户因人分类精准施策,推广县级“5+2”、村级“3+1”特色产业,全区产业覆盖率达96.8%,2019年年底全区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均纯收入达1.06万元。我区探索和创造出的电商精准扶贫的“空店模式”、都安的“政府扶持、企业牵头、农户代养、贷牛还牛、还牛再贷、滚动发展”的扶贫产业发展模式、田东县“农金村办”金融扶贫模式、“第一书记”扶贫产业园等产业发展模式,都是干部群众在产业扶贫的实践中探索和总结出来的可复制、可推广的先进经验。
与此同时,我区创造性地建立实行包建设进度、包工程质量、包资金监管等“八包”责任制,建立了完善的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体系,成为全国先进工作典型。率先在全国开发使用易地扶贫搬迁工作调度系统,实现了全区易地扶贫搬迁数据全覆盖和动态监管。
此外,我区探索并积极推广“合作社(互助组)+边民+企业+金融”扶贫新模式,边贸扶贫取得显著成效。
构建大扶贫格局,社会力量共参与是保障
我区在脱贫攻坚过程中,构建了政府、社会、市场协同推进的大扶贫格局,形成跨地区、跨部门、跨单位、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多元主体的社会扶贫体系。
我区创新思路,着力构建“共商合作、共建平台、共兴产业、共筑保障、共保安全”的东西部扶贫协作机制,积极动员100多家广东企业和社会组织结对帮扶48个贫困村,帮助挂牌督战村开展基础设施建设、发展特色产业、开发就业岗位、销售农特产品等。
因地制宜将我区优质自然资源与粤港澳大湾区的资金、技术、管理、市场优势结合起来,充分运用粤桂扶贫协作机制,延伸贫困地区农业产业链条,推进贫困地区农产品品牌化,融入大湾区市场,通过建立消费扶贫中心、组织展销会、电商带货、直接采购等方式,充分动员社会各界力量,大力开展消费扶贫。河池市巴马瑶族自治县出台“一减免二补助三奖励”政策,通过建设“深巴实验区”,推动广西第一个基金小镇、数字小镇落户巴马。在深圳设立“巴马之窗”、巴马数字健康产业孵化中心,将深圳“特区”先进的管理经验、资金技术人才优势与巴马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优势相融合。
(作者系中共广西区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副教授)


